《蒋经国全记录》:延续蒋家王朝_

《蒋经国全记录》马英华/著 华文出版社 2009年1月

简介

《蒋经国全纪录》一书（上中下）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部以纪录片的形式全面介绍蒋经国生平的版本，本书以大事记的形式多视角并配以同时期大量珍贵的图片，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再现了一个早期怀有远大抱负的热血青年加入共产党并与其父一度决裂，到后来子承父命延续蒋家王朝香火的人生历程。抒写了其任期内废除台湾岛38年戒严酷制，晚年企盼与大陆和谈的心路轨迹。书中配有大量购自国民党党史馆和英国盖蒂图片网弥足珍贵的历史图片，大部分为首次披露。迄今为止国内最完整，最权威的研读蒋经国的图文本。

第七部分 艰难砥砺

从1944年11月到1948年11月上旬，蒋经国在国民党大厦将倾之际，临危受命，身历抗日、内战两个时期，先是创办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校，担任教育长，力求将该校变为“政治上的黄埔”，并担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主持125,500名从军知识青年的政治教育工作，培养子弟兵，为未来接班保驾护航；复投身外交战场远征莫斯科处理东北问题而与斯大林谈判，最终无功而返；又为对中共展开经济作战而整顿上海经济，硬是在上海做了很多被称为“打老虎”的工作，企图扭转败局，最终在“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一片骂声中，黯然离沪。

创办“政治黄埔”

1943年3月2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创办“中央”干校的决议（校址设在重庆）。因蒋介石的关系及蒋经国在赣南办干校有经验，他曾被征询创办干校的意见，为此蒋经国于1943年7月5日向三青团团长蒋介石打报告提出具体建校意见，很快就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

7月9日，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下令：“中央干校校长由团长（蒋介石）自兼”，蒋经国为教育长。蒋介石有当“校长”的嗜好，当时各军事学校如陆军军官学校以及中央政校、中央警官学校校长一职都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兼任，学校的实际事务则由教育长负责，这已经成为一种“内规”。这样，中央干校由里到外的管理大权就都操纵在蒋氏父子手中。

鉴于当时蒋经国还在江西省担任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正在开展他建设新赣南的五年计划，任务繁重，一时不能离开，教育长一职暂由主持筹备工作的李维果代理。

1944年春天，干校研究部第一期分别在重庆、成都、西安、贵阳、昆明、桂林、衡阳等地设招生办事处，招收大学毕业生268名，不分科系，学习一年，毕业后留校作为建校的干部，先培训“干部的干部”，为干校的下一步发展奠定基础，这对蒋经国的政治前途而言，也等于做生意先积累资金。曾任该校团部书记的蔡省三曾经说：“蒋经国所考虑的迫切问题，是借着主办‘中央干校’的大好机会，如何用最短的时间，采取有效的措施，培训一批高层的‘嫡系的嫡系’。”

4月中下旬，学员陆续到校报到。于是，蒋经国开始赣南和干校两头兼顾：到重庆时，赣南工作由专署主任秘书代理；回赣州时，干校工作由办公室主任秘书代理。5月1日，兼校长的蒋介石亲自主持了开学典礼，校务委员张治中、陈立夫、朱家骅、李维果、康泽和蒋经国都出席了大会，张治中在讲话中称干校为“政治上的黄埔”，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出任干校教育长，相当于进入了中央级工作。赣南时代，自然而然地结束了，蒋经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胸中那一套庞杂而自成体系的思想也得到了初步的实践。虽则赣南的事业虎头蛇尾，然而他已经成功地建立起政治阶梯，极目前瞻，如虎岗谣中所唱的，“新的时代来到了”。34岁的蒋经国，无论在年龄、形象、声誉上，都是担任教育长的理想人选。

开学不久，蒋经国就在研究部和专修部的讲话中提出他总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针：“干校学生，要德、智、体、群、力并重”。他常向学员们提出要“建立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引导学员把个人眼光放到远大的理想中去，“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他一向以身作则，重视身教，现在，还像在赣南办公务员集训那样，每天都和同学们在一起生活一起训练。

在干校，他仍然常常在寒冷的早晨，带领大家赤膊跑步。每天凌晨，天色苍茫中，他就起身盥洗，然后跑到操场上等候学员集合早操。早操完毕，随即带领学员们到干校两边高百多丈的山坡上爬坡，大家在他的带动下，一个个争先恐后，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有时候，他看着这一群生龙活虎的青年学生，会想起赤珠岭青干班的训练情景，想起一些往事故人，心中难免阵阵隐痛，便以更大的强度投入活动中，企图忘掉过去的一切。

他通常总和学员们一起用餐，见到浪费饭菜的个别同学，他会耐心给他讲“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直到对方拾起掉下的饭菜时，才含笑点头而去。他也常常跟学员们一块儿劳动、娱乐，有时会随机通过一些细节提醒和教育学员。一次，他和一个学员打羽毛球，结束时，那个学员随手抓起地上的衣服便走。他立刻教他应该提着衣领，拿起衣服，告诉他说：“这样拿，就叫做提纲挈领，你穿也方便，拿也方便，回去挂起来也方便。做工作也要抓住工作要领，才能事半功倍。西瓜芝麻一把抓，抓时方便，以后就麻烦了。”

干校研究部第一期于1945年4月毕业，随即招收第二期一百六七十人，设地方自治科、师范科、管理科、生产管理科。1946年7月毕业，又招收了第三期学员。干校除开办研究部以外，还在1944年办了个专修部，入学条件是高中毕业，学习期限两年，一共招收了300人，1946年毕业。随着场面的扩大，1944年秋，抗日胜利在望，为了培训东北籍干部，又增办了“东北青年训练班”，招收学生约50人。研究部、专修部、东北人员训练班，三部分学生合计大约不到900人。

干校教育长是蒋经国离开赣南调到重庆担任的第一个职务，他很想把学校办好，从招生、聘教师、安排课程、新生训练、生活管理、成绩考核到毕业安排等各方面无不躬亲参与，别出心裁。他希望干校培养出来的学员能做到“两高三能三大”，即要求学员具有：高深的政治素养；高层的领导才能；识大局，担大任，办大事；“能文”，“能武”，“能开汽车”。

为了达到这些要求，他开展了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如发动学员访贫问苦，了解人民生计；举行劳动竞赛，让学员明白劳动甘苦；开全校师生大会，主张师生团结，共商教学大计。他还搞实验治校，就是在开师生大会前，自教育长到各部职员，连同传达、伙夫全部休假，由学员接管一天，在此基础之上，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大家踊跃发言，谈体会，谈经验，做到言之有物，语语中的。这些方式，很像典型的苏联式的群众运动，也带着当年莫斯科孙中山大学的一些影子。

蒋经国所主持的这种学习结合生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式是卓有成效的。如果能坚持到底，不但会造就出一支素质优良的干部队伍，对整个教育制度的革新也有重大的示范意义。可惜，战时的中国，情势瞬息万变，任何长远的规划，都可能横遭阻断。

蒋经国很重视毕业生的工作分配和以后校友的联系，他说：“毕业三年后，表现一贯好，才是我的干部。”学员在毕业分配工作前夕，由他一一接见谈话，然后根据他的人事布局和学员志愿分配工作。例如，1945年，东北青年训练班学员全部去东北各省，担任省中级以上干部；专修部垦务科毕业的全部去青海、甘肃、宁夏；专修部地方自治科、生产管理科和交通管理科的学员绝大部分去台湾和东北工作；师范科毕业的大部分分配到青年中学工作。至于研究部一期毕业学员，大部到后来的青年军各师搞政工，其中有民族关系或乡土关系的，就按其关系分配。二期毕业学员中有的分配搞政工，有的分配到各部会或者政府工作。

为了对这些毕业学员加强管理、考核和团结，他特设“毕业生通讯处”，还办了个《青泉》小报，报道毕业生情况，又设立“干校校友会”，将《青泉》小报改称《校友通讯》，并在各省校友人数较多的城市，设立校友分会。南京校友会设在中山路汇文女中旁边，取名“德润庐”。各地校友到南京的可免费吃住，有经济困难的可申请补助；想升调的也可提出申请；父母寿诞时，可请教育长送寿联等。每逢校长、教育长寿辰，各地校友照例聚餐表示庆祝，有时还发个贺电。

蒋经国深知，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就要有一支同心同德的干部队伍，为此，蒋经国曾经在赤珠岭自建班底，选拔了一些表现出色者来共同建设新赣南。此时，有人称“团中央干校是蒋经国培养嫡系的摇篮”，可是他自己却不承认这个说法，他强调“主政一定要用贤者”，他的秘书漆高儒在所著《蒋经国评传》一书中谈到他在台湾主政后的用人情况说：

蒋中正留下来的人未全用，也没有不用，视需要作抉择；

陈诚留下来的人，先从陈履安开始，获得重用，然后有才能者都获选用，只有搞小圈子的人，才未见重用。

留俄同学，一个也未重用，但保留了同学的友谊，使他们每人都有一份足以维持生活的工作；

在建设新赣南时期的老干部也稍有照顾，因做地方建设是优秀人才，放到中央就不一定合适，很明显，外语素养就不足。

一般人以为他会用当年干校的学生为主要干部，其实不是，干校研究部的学生到台湾的有50人以上，但占重要地位也不过10人，不会比台大、政大、成大、师大的优秀生为多。

漆高儒自己的经历也能说明一点问题。漆高儒是江西人，原来在江西一个县里做教育科长，有一年江西省政府调训全省各县教育科长，漆在结业考试中考取第一名。蒋经国知道后，主动找漆和他共事，并且答应让他学以致用，做他喜爱的新闻工作。漆由此佩服他用人的无私胸怀，追随他几十年，从江西跟到台北，一直干新闻方面的工作。

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5月5日，中央各机关在南京恢复办公，CC系建议中央干校和中央政治学校合并，设立国立政治大学，迁回南京，干校也就结束了，蒋经国则由干校教育长改任政大教育长。此时，蒋经国一身兼三职，除了“政大”教育长外，还担任三青团中央团部第二处（组训）处长和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处长（后改“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正当他志得意满，准备到“政大”继续大施拳脚时，事情发生了意外的转折。蔡省三在《蒋经国系史话》中记载：

岂料事出意外，国立政大的公告栏贴出了“校长蒋中正”的皇皇告示：“奉教育部……号令，国民政府主席任命蒋经国为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特此遵照公告，仰全校师生一体知照。”聚集在公告栏前的学生，议论纷纷，七嘴八舌，声音越来越嘈杂，流露出一片反感，忽然有人高喊，“同学们，请看老子任命儿子，要拿我们当孙子呀！”

“我们不当孙子！”学生中爆发出怒吼，接着人声鼎沸，连珠炮发出震耳的口号：“反对儿子教育长！”、“反对父子家校！”、“蒋经国滚开吧！”

这样一来，事情就复杂了，学生们一面派代表向教育部请愿，让教育部收回成命，改派贤能人士，一面实行罢课甚至在校外展开抗议运动。

学生们敢于制造出这种声势，在蒋氏父子看来，明显有强大的幕后支撑，其实主要是因为经过八年抗战和战后民主自由空气的熏陶，学生们的思想有了变化。他们认为政校学生学习成绩虽然好，但毕竟是党校，赶不上北大、清华的地位，希望这次能来一个学术地位高的人主持学校，再由他聘请一些学术权威来任教，这才能深孚众望，提高校誉。尽管他们对蒋经国的经历、才干、作风有很多了解，但是此刻的要求不同了，他们盼望的是有学术地位的人出来领导学校，所以学校一公布蒋经国出任教育长的消息，就全校大哗。

蒋介石大怒之下，命令陈立夫调查此事，并妥善处理。陈立夫调查结果，汇报是青年军复员学生带头闹事，并非所怀疑的CC系从中作梗。于是，“欢迎蒋经国教育长莅任视事”的巨幅横布标语，在“政校”礼堂前张挂，校园内一切反蒋标语，全部清除。但是此事使蒋经国受到沉重的打击，几天后便在他的私人办公处——南京“励志社”，召集中央干校的核心分子，郑重宣布自己已辞去“政大”的教育长。

“十万青年十万军”

蒋经国在政坛上舒展拳脚、一步步艰难跋涉的时候，中国的抗日战争仍在惨烈地进行着。

1944年夏，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5月25日后攻陷洛阳，6月中旬攻入长沙，8月7日攻占衡阳，稍事休整又沿湘桂铁路南下，连续攻陷桂林、柳州，日行百里，如入无人之境。

蒋介石鉴于中国驻印军和援缅远征军中下级干部和特种兵严重缺员，盟军大量来华急需翻译，决定发起10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9月，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号召知识青年从军。10月10日发表谈话，随后成立“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指定何应钦、陈果夫、吴铁城、张治中、白祟禧、康泽为常委，在蒋介石直接领导下，推动知识青年从军工作。同时各省市和各大学也分别成立委员会，具体由各级三青团负责，中央由三青团组织处长康泽主持征集工作。

1944年10月21日，蒋介石在知识青年从军大会上，举起拳头，激动地发出了令青年热血沸腾的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一声呐喊响亮有力，唤起许多青年报名参军。政府于同年11月开始办理青年志愿从军登记甄选，合格的有125,500人，12月陆续入营，共编成8个师，蒋经国当月即出任青年军训练纪监部政治部主任。

青年军实行真正的政工制度，首先成立“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训练班就设在团中央干校，蒋经国出任该班中将主任。他的工作重心一直在政治和团务方面，从现在开始跨入军界。政工班第一期学生刚毕业，当局宣布成立“青年军总政治部”，蒋经国便奉令出任总政治部主任，总部仍设在团中央干校里面。青年军各师设政治部，主管组织和训练工作的第一科科长和团政工主任均由干校研究部第一期学员担任。各师的政治部主任由蒋经国遴选报上级任命。

军队的政工制度，在北伐时期曾经发挥过很好的作用。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名存实亡。现在，蒋经国在青年军内重建政工制度，因为他熟悉也深信这个制度的功能。他在全军上下灌输中心思想：“必须绝对效忠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为加强思想训练，喊出了这样的口号：

青年军是青年的革命武装学校！

青年军是国民革命的生力军！

青年军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先锋队！

青年军的胸膛是祖国的国防！

政工是军队的首脑，把握住政治工作，就相当于掌握了全军的灵魂，加上青年军只有名义上的统帅和委员长，各师师长乐于臣服，所以蒋经国便成了实际上的统帅。

青年军原定入伍3个月训练结束，即进行实战训练，进入第二线，准备随时出发增援第一线。可是既然成了蒋经国的子弟兵，就备受呵护了。训练期满，延长训练，“不到牺牲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直到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青年军一直驻在原地受训，没有向日军放过一枪。

1946年初，蒋介石下令成立“青年军复员委员会”，蒋经国奉令辅佐陈诚研究拟订青年军复员办法。4月份成立“青年军复员管理处”，陈诚兼任处长，蒋经国和彭佳仁任副处长，负实际责任。蒋介石指示：“青年军复员，不是青年军的结束，而是青年军新发展的开端，今后要制定一套办法，使青年军成为国军后备兵员的精英，同时要加强复员青年军的政治组训工作，使他们在社会上成为一股新兴的‘革命力量’。”

此处所谓的“革命力量”，实际上可以解读为继续效忠“最高领袖”蒋介石的力量。

复员的青年，受到升学和就业的优待，原来是大学生的回原校继续上学；够高中程度的直升大学，不够的进青年中学；原来在机关工作的回原单位，原来无职业的，介绍就业。

青年军复员工作由蒋经国主持，由于他抓得紧，而且这些官兵原是知识青年，比较好安排，所以复员工作做得较好。青年军复员后，还设立“复员青年联谊会”，南京设总会，各省市设分会，机关学校设通讯组。领导总会的叫干事会，蒋经国兼总干事。青年军是复员了，但青年军8个师的建制，仍保持原状，师设军士教导营，让志愿留营的人再受训练，作为次期青年军的班长。1947年，青年军又把学员兵，分别在各地训练。但这时内战已经开始，青年军人的思想已经和1944年大不相同了。一位台湾政界名人回忆当年参加青年军工作经历时这样写道：

1945年初，我和罗兴杰，还有赵谦恭同学一道到万县204师做连训导员。半年之后全师评选四个模范政工，我们三个都选上，一时政校声名大噪，我们也因此调整了职位，我做政治教官，重温在校所学，很受学兵欢迎。

1946年7月复员，年底，伍瑞云学长找我到205师办预备干部训练。1947年6月，政治部主任樊中天派我做第3团政工主任，到广西招学员。这是中央第一次到广西招兵，顾虑很多，幸好有中央日报社长徐冰平学长大力支持，扩大宣传，发动1万多中学生应考，精选3000人，并策动地方党团首长从军做政干。来后一年，在新军干部训练中，所有竞赛都第一。当时我曾为从军梦意气风发！

1948年夏，预备干部训练改制，青年军候命作战，一时军心瓦解，学兵相率逃亡，赵谦恭也在此时阵亡，罗兴杰和我从军梦醒，先后退伍从政。

学兵本来是为抗战而从戎，却一直待命到抗日战争结束，原来的意气风发满腔热血，因蒋氏父子的私心，慢慢被消磨冷却下来，到内战开始，军心便一步步地瓦解了。这也是为什么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尚能浴血奋战，而在3年内战中却兵败如山倒的一个原因。

后来有评论认为，尽管蒋介石经常用“寡廉鲜耻，气节荡然”骂他的部下，可是他一生“以小智术对付大时代，以小聪明因应大事情，以小心眼处理大智慧”，如此，即便他有多种手法来解决一些问题，也会因性格的小而窄，不能以精神和良知服人，而自设种种阻碍，终不免凄惶黯然，退出历史大舞台。

“弱国无外交”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胜利一方的参战国，派顾维钧等出席巴黎和会。巴黎和会由美英法等列强操纵，尽管顾维钧才华出众，活动能力也强，很受法国的“老虎总理”克里蒙梭的赞赏，但是由于中国积贫积弱，在国际上势单力薄，列强决定把战败国德国所占中国山东的权利交给日本。这是“弱国无外交”的典型事例，曾激起了国内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顾维钧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以示抗议。

“珍珠港事变”促成了美国对日宣战，蒋介石日夜盼望的中美联盟终于到来，可惜在雅尔塔会议上，巴黎和会那“弱国无外交”的屈辱再次重演。

1945年2月4日～1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苏联统帅斯大林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苏联黑海之滨克里米亚半岛的避暑胜地雅尔塔聚首，商讨在欧洲战场很快就要取得胜利之际，怎样早日取得东方战场的胜利的问题。中国和美国的原计划，是中国陆军由西向东反攻，美军则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协同作战，消灭日军，麦克阿瑟将军准备先用跃岛战术，斫臂削足，再登陆日本本岛，迫使日本投降。人各有私，罗斯福总统珍惜美军人力，担心麦帅计划会使美军所支付的人命代价过分巨大，故不惜求助于盟友斯大林，希望苏联在打败法西斯后，迅速向中国东北出兵。

斯大林真不简单，他看准了罗斯福的心思，趁机要求取得日本在中国所夺得的权利；在罗斯福看来，慷他人之慨换取战争的早日结束，何乐不为？于是，那个出卖盟国的《雅尔塔协定》，就在列强的谈笑之间签订了。协定中约定：“在欧战结束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对日作战，苏军出兵条件包括：维持外蒙古（现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大连商港国际化；旅顺租给苏联为海军基地；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营。”

他们还商定，此内容由美国到某一个时候通知中国，在此以前严格保密。

不过在美国正式通知中国以前，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已电告重庆，随后驻苏大使傅秉常、驻美大使魏道明也陆续有电报回国。到5月22日罗斯福派驻中国的大使赫尔利把协定的全部内容告诉蒋介石时，蒋介石对自己的尴尬处境，一直是愤怒而无奈。国际形势的险恶，连蒋介石都深感震惊。

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曾经做过两点空洞的保证：“一是苏联对日的军事行动，是以中国同意接受《雅尔塔协定》为先决条件的，宋子文必须在7月1日之前到达莫斯科；二是苏联愿意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实现统一中国。

早日打败日本是全国军民的共同希望，对抗《雅尔塔协定》，中国在多年抗战之后显然无此力量，进退失据之余，蒋介石除了自我安慰只能委曲求全。

于是，1945年6月底，蒋经国随当时的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飞往莫斯科，宋是此行的首席代表；蒋经国和他的同学卜道明（外交部亚洲司长）任随员兼翻译。他们此行的任务是同斯大林及莫洛托夫谈判，预先签订一项中苏条约，用来限制《雅尔塔协定》的流弊，约束苏联的扩张行动，并对苏俄日后可能违约的行动预先把握一种提出交涉的政治立场。这不过是中国政府迫不得已之下采取的补救措施。

6月30日，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蒋经国以参谋与翻译双重身份参加谈判。正式会谈从7月2日晚开始至12日为第一阶段，主要商谈外蒙问题。

第一次见面时，斯大林还很友善亲切，正式谈判开始后，慢慢盛气凌人起来。他要求中国承认外蒙独立的既成事实，宋子文反复申辩，说明不能承认的理由，他便拿出一张纸向宋子文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动蛮横，问他：“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子文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斯大林强调：“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蒋经国后来回忆：

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激烈：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先总统蒋公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眼，这两个字眼，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斯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话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个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达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

于是，蒋经国奉命以个人资格去见斯大林，他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八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地收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外蒙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同意外蒙归并给苏联。”

蒋经国所言确属实情，无奈他们的字典里，只有“力量”，从来没有“同情”二字，谈来谈去，还是不得不忍痛承认苏联卵翼下外蒙独立这个事实，不过约定以后由中国政府派员到外蒙监督举行一次公民投票手续而已。

7月12日，中苏谈判不得不中断，因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要去柏林西南波茨坦举行苏、美、英3国会议（7月17日到8月2日），中苏会谈只得暂停，宋子文和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飞返重庆。

7月26日，中、英、美3国发表《波茨坦宣言》，敦促日本投降。

8月6日，为泄珍珠港之恨，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一瞬间，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化为废墟，78,000人丧生。8月7日，美军出动4架大型轰炸机日夜轮番轰炸日本本土。8月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再次敦促日本投降。

斯大林担心苏联出兵前，日本宣布投降，使他师出无名，终于下了出兵的决心。他责成苏外交部于8月8日发表对日作战声明，次日就出动百万雄师，分西北东3路猛烈进攻占据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

日本天皇和内阁阁僚研究了3天，给苏联留下出兵东北的最后时机，同时又招来第二枚原子弹，使著名的长崎化为废墟，将近十万人丧失性命。裕仁天皇迫于大势，别无选择，于8月10日通过中立国瑞士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经同盟国答复同意后，于8月15日正式宣布投降。

中苏第二阶段会谈于8月7日开始，中方代表有宋子文、王世杰（新外长）、胡世泽、蒋经国等，苏方仍以斯大林、莫洛托夫为主。会议中双方争论激烈，由于苏联军队已在此时攻入中国东北，很快就占领全境，他们凭战胜威势，可以为所欲为，因此会议最后只能以妥协告终。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几个有关附件。其实，即便没有《雅尔塔协定》，苏联也照样能强迫中国政府签下这样的条约。斯大林曾明白地对蒋经国说：“我不会把你当成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就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中国具备了每一个强国的条件，所缺的就是政治的统一。”可见，斯大林所说确是肺腑之言，他之所以要趁火打劫，还是害怕中国强大起来。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以下几个要点：

一、日本战败后，外蒙如依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愿望，中国当承认外蒙独立。

二、苏联对华声明：第一，苏联给予中国的道义的军需及其他物质援助当完全给予中国中央政府；第二，苏联重视中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第三，苏联声明关于新疆问题，苏方无意干涉中国内政。

三、中国长春铁路中苏共有共管，以30年为期。

四、中国宣布大连为自由港。

五、旅顺在30年内由中苏共同使用作海军基地，但民事行政权属于中国。

六、苏方声明，在日本投降后，苏军于3星期后开始撤退，3个月撤完。

中国迫于形势，为换取恢复东北各省主权，终于忍痛任由外蒙古脱离了中国版图。外蒙人口虽只有100多万，但土地面积达150多万平方公里，超过15个浙江省，中国损失之大，令人痛心疾首！宋子文爱惜自己的名誉，辞去外交部长，签字的任务，由新外长王世杰完成，结果王世杰后来被指责为卖国，其实王世杰是工具，不是条约决策人，他不过是在和蒋经国一起，背了历史的黑锅。后来蒋介石出面承担责任，议论始告终止。

莫斯科旧地重游，蒋经国感想殊多。苏联经过希特勒的蹂躏，战争的灰烬还是处处可见。但经此一番浴血奋战，使得它在欧洲的势力范围，超越了英法，和美国平分秋色。蒋经国留苏时曾见过斯大林，那时，斯大林送他去农村、矿场、工厂，将他的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上，使他受尽折磨，这次再来，平起平坐，唇枪舌剑。作为中国政府蒋主席的私人代表、陆军中将、青年军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已非当年的尼古拉同志。克里姆林宫那个老办公室一切如旧，略显异样的是从前斯大林背后，挂的是一张列宁站在坦克车上面号召人民暴动的油画，现在却换上了彼得大帝的画像。他感到不解，经斯大林的秘书点醒，才意会到原来是时代变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在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为了打败法西斯侵略者，斯大林把俄国历史上一切对祖国有贡献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的大名一一抬出来，借他们的感召力，号召军民为保卫祖国贡献一切，牺牲一切。对斯大林来说，那不过是一时的需要。

这次来到莫斯科，担任外交使命，是一种新的尝试。中美关系一直是宋美龄在协调，中日关系则由蒋介石的留日同学张群负责，中苏关系则非蒋经国莫属，当年的艰难辛苦，没有白费。

回到重庆，举国欢腾庆祝胜利的历史场面，业已过去。全国人民迫切希望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流离在外的人希望早日回乡，与家人团聚。中国经多年抗战，民穷财尽，满目疮痍，百废待举，急需安定团结，恢复经济。不料政府当局连续发布了两个命令：一个是给中共领导的八路军的，说的是“所有该路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二个是发给各战区将士的，就是“最高统帅部电令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进，勿稍松懈”。

“攘外必先安内”，现在外敌已破，该“安内”了，蒋介石的命令背后隐藏的下一步计划，昭然若揭。此举首先违背了先总理孙中山对他“天下为公”的教导，最终导致了他失去人心军心，仓皇退出历史舞台。

1945年10月10日，蒋经国奉命出任东北外交特派员，10月12日与熊式辉及其所属9省主席飞抵长春，和已占领东北的苏军，谈判交接问题。《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一个多月以前在莫斯科签订的，现在他奉命去东北实际上就是要把条约规定变成事实。

蒋经国以为，东北是他的新时代、新事业的开始，他计划的是，办好外交，然后整顿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在关外的锦绣大地上，像以前在赣南那样大干一番。于是，他推荐前衡阳市市长赵君迈出任长春市长，长春是伪满洲国的“新京”，也是当局眼中的东北中心、接收东北的起点。他接收伪满一家报社，打算把赣南的《正气日报》在东北复刊，临时负责人为祝映磺（1949年后任长春师大教授）；他开办了一个青年中学，任命他的留俄同学彭健华任校长。彭健华曾在赣州办过正气出版社。此外，还有许多赣渝旧部在重庆待命出发。

根据刚刚签订的条约办外交，应该是得心应手，水到渠成的事情，谁知事与愿违，处处碰壁。

原来，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集中在川滇边陲地区，远离东北，而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就在晋察冀等地，距东北不远，加上他们能吃得大苦，耐得大劳，因此已经抢在国民党军队之前进入了东北。恰在这个时候，斯大林看到蒋介石亲美，认为中、美一旦携手，会威胁苏联亚洲部分的安全，所以他决定采取措施，削弱蒋介石的统治基础，积极地建立中苏间的缓冲区。

延安获悉日本无条件投降，朱德总司令就在8月11日连发7道命令，其中第二号命令具体指出：“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接受敌寇投降，恢复失地。”

李运昌奉令后，立即召开军区党委会，将所部8个团1个营两个支队，分3路向热河和东北进军。其中东路40,000人由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领，于8月20日从抚宁地区出发，经石门寨、绥中向锦州、沈阳方向开进。8月26日占领榆关镇和海阳。28日，出九门口跨越长城，占领北宁铁路上的前所车站。8月30日与一支苏联红军会师，同日会同苏军夺取了山海关。9月4日进驻锦州，接管市政府。9月5日他们乘火车到达沈阳，接受苏军建议，以东北人民自治军名义，进驻沈阳市政府大楼。

曾克林挺进东北成功，接着大批开进东北的是罗荣桓统率的山东军区部队，总人数达三四万人，再一支是黄克诚统率的新四军第3师，实力超过一个军（3.5万多人）。他们从苏北徒步行军，跨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辽宁5省，历时两个月（9月28日到11月26日）到达锦州西面的江家屯。

这段时间，各解放区先后开往东北的部队达11万多人，调往东北的各种干部达2万余人，中共中央政治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陆续到达东北的有彭真、陈云、张闻天、林彪、李富春、李立三、罗荣桓、林枫、蔡畅、王稼祥、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万毅、古大存、陈郁、吕正操、萧劲光等20余人。

与此同时，苏军不顾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将营口、葫芦岛以及锦州以南至山海关的整个地区先后交给了东北人民自治军接管，还默许自治军在东北自由活动，甚至把部分日军军用仓库交自治军看守。

蒋介石本想让蒋经国出面与苏联代表交涉，以从苏军手中接收大东北，不料蒋经国一无所获，无功而返。

东北不可能成为他的新赣南，蒋经国苦恼之中，铩羽南归。同去的朋友干部，有的早已请假南下，有的当了俘虏，有的被俘后改弦更张成了中共干部。留在重庆原准备分批北上的赣渝旧部，见主帅后撤，相顾失色，不得不留在京沪，再作打算。

组织“戡乱建国”大队

蒋经国束装南归后，颓丧不已，据说他曾一度借助于酒和女人来麻醉自己。就他的政治前途而言，面临两项抉择，一是另辟天地；一是留在父亲身边，躬亲左右，伺机而动。蒋介石的安排，是任命他为“政治大学”的教育长，给他机会为自己的将来奠点根基。同时把陈氏兄弟的CC系势力，借机压一压。谁料学校发生了驱蒋风潮，蒋经国不无沮丧地坚决辞去了这一职务。

现在，他的势力范围，只剩下一个青年军复员处和中央干校校友会的空架子。一时没有新的开展，本着建军先建校的原则，蒋经国重操旧业，巧妙地拓展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1946年夏，三青团举办青年夏令营，集各省三青团骨干上千人，在庐山学习。9月1日到10日，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庐山大礼堂举行。紧接着夏令营的举办，选举第二届中央干事和中央监察等高阶层人事，太子系的人马如许季玉、刘安琪、覃异之当选干事，罗泽伦、胡素当选监察。随后是中央团部改组，陈诚蝉联书记长，袁守谦、郑彦■为副书记长。蒋经国当选为常务干事兼组训处长。由于陈、袁另有要职，书记长不过挂个名，所以蒋经国抓住了实权，成了三青团的实际领导人。可惜省、市支团仍由康泽系的人马控制，蒋经国的运作不免大打折扣。

这期间，由于抗战胜利来得太快，国民党的兵力还集中在川滇边陲地区，来不及运往华中华南华北东北等地区，填补日军留下的真空，蒋介石便煞有介事地和毛泽东进行和平谈判，制造和平的烟幕。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国共双方是主角，民主党派做配角，联合政府其实是要以时间换空间。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兵力部署已定，发动内战的时机已成熟，蒋介石悍然调动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以前签订的停战协定、政协决议一概形同废纸。第二次国共合作至此无可挽回地走向彻底决裂。

1946年7月～1947年4月，是内战的第一阶段，战略态势表现为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防御。起初，国民党军队以兵力武器的优势，略占上风，可是几经交手，人民解放军以30余万人伤亡的代价，歼灭了敌正规军78万人，杂牌军34万人，给予国民党军以严重打击。1947年7月至1948年6月，内战进入第二阶段，形势急转直下，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恢复了绝大部分失地，把战线伸入国民党统治区。战争打到第三年的头半年，即1948年7月到12月，国民党军基本上像见到太阳的坚冰，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

这种戏剧性的形势消长，连西方军事家都为之不解。其他方面，如政治、经济、精神、心理，都和军事方面一样令人沮丧。

后人总结，蒋介石有他的“阿格琉斯脚踵”，这就是量小气狭。虽亦读书，可惜不得其道。他仅以玩弄智术治世，没有磅礴才识垫底，这种智术足以害人害己，而且他的刚愎自用，到大陆易手前夕达到了极点。东北失守，华北也将不保时，他还以精锐家底孤注一掷，会战徐（州）蚌（埠），实在荒谬，而且向下越级指挥，电话打到团营一级，打乱结构和秩序，刺伤人心，这在军事史上都是罕见的。所以国民党军队虽谋臣环伺，名将联翩，还是因为不得正道，终至于不可收拾。若说扶持危局，他麾下尽多辛亥老辈，风云际会，珠玉满堂，然而他们共事非人，最终赍恨千古。

前线节节败退，后院频频失火，1948年5月20日因“沈崇事件”而爆发的反美学潮，迅速蔓延全国。学生罢课，游行，示威，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矛头都对准了南京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所开展的“第二条战线”，目的是瓦解人心，瘫痪国民党的后方。蒋经国很了解这种宣传鼓动的威力，他也曾绞尽脑汁，派三青团组织部门的精英分子渗透到学校，从事各种防范措施，或者针锋相对，直接对抗。可惜即便在后方，国民党人也不是中共的对手。

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国民党焦头烂额。失业、饥饿、萧条，种种因素，使得大众人心惶惶，矛头日趋明朗地指向国民党的独裁卖国和贪污腐化。而国民党一些短视暴虐的举措，无形中也丑化了自己，帮助了敌人，加速了走向深渊的步伐。

蒋经国当时在南京的地位非常微妙，两脚跨在党军之间，可是在党内军内都算不上高层的决策人物。此时，特务组织他还不曾插上手，各军种各兵团，直接隶属于参谋本部，他也无处插足。他在口头上行动上仍然扮演着坚强乐观的斗士，摆出无坚不摧的架势，实际上心中的忧虑和彷徨，深不可测。

蒋经国不是坐以待毙之人，他苦思良久，召集亲信反复研究，又提出了一个对付中共的新方案——建立“实验绥靖区”。方法是，在绥靖区实现全民武装，把够年龄的壮丁，全部编成“戡乱建国义勇队”，荷枪实弹，保家卫乡，在巩固收复区的同时，根绝共军兵员粮食的供应。他初步拟定在江苏安徽河北河南湖北山东六省，各划专区试点。

“中央训练团”特别开办“实验绥靖区”干部训练班，训练区长县长等干部们，配合计划施行，这是一种以组织对付组织的手段，想像起来威力无穷，可惜实践起来寸步难行。

当时中国的绝大部分农民相信，跟着共产党走，将结束贫困获得翻身，“得人心者得天下”，古圣贤的教诲，被共产党活学活用着，不得正道的国民党无论怎样努力，也难免劳民伤财，空忙一阵。蒋经国别无选择，只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临危受命，鞠躬尽瘁，忠孝庶几两全。

要建立“实验绥靖区”，首先需要行政院重新划定行政区，然后由中训团另外编制预算，订编制以及备营房。方案递到行政院，谁料行政院的官僚们说：“设立实验区，事关改变现时政区，行政院政务委员无权定夺。须将原案咨请立法院审议通过。”这种老爷做派，无视国事轻重缓急，耗时旷日在所不惜，着实令蒋经国窝火。最后还是蒋介石想到了一个变通办法，根据“戡乱总动员令”，将方案交国防部出面办理，但是至此，蒋经国建立“实验绥靖区”的计划，已经走样成为“戡乱建国”的计划。

蒋经国深深体会了一下对付自己的官僚阶层的辛苦，他隐忍难发，只能耐心等待，等待的结果差强人意。“戡建班”第一期毕业的学生，约1,200余人，被编为6个大队，每人发美式手枪一枝，子弹200发，官阶准尉、上尉不等，很有点御林军的威严。

1948年1月，国防部“戡建总队”成立，总队长胡轨，下辖6个中队，分驻苏北、皖北、豫南、鄂北、鲁南、冀东各地，但是都受蒋经国直接主持的“戡建中心小组”指挥。队员们或者个别，或以小组形式参与地方施政，组训民众等工作。有时用他们的尚方宝剑，进行搜查、逮捕活动。以“戡乱建国”的“先锋队”、“政治兵”自居，难免轻视地方干部的尊严，发生越权揽权等情形，因而“戡建”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内部倾轧的现象倒是不一而足。“戡建总队”之外，还设立了“戡建小组”，负责情报活动，这成了蒋经国经营情报组织的滥觞。

随着国民党军的覆灭，这支新兵被俘被歼的，占十之八九，他们是兖州第5大队，人民解放军占领济南后，自大队长谈明义以下，无一幸免。少将督导游鲲（曾任蒋主任秘书）同时被擒。襄阳第4大队包括大队长刘复州在内全队被歼。潢州第3大队，因豫南战局吃紧而自行解体，各奔东西。淮阴第1大队，没有等到开展工作，就和南京中断了联系，后来陆续逃回上海。合肥的第2大队和唐山的第6大队，于1948年7月调到上海。武汉“戡建小组”的组长宋特立干脆携秘密档案投向中共。

蒋经国惨淡经营的“戡建大队”，就这样烟消云散。

失败了的上海滩打“老虎”

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本已到达崩溃边缘，前方屡战屡败，更加快了崩溃速度。

全面内战爆发★之后，大江南北，烽火连天，大量的社会财富消耗在战火之中，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当局供养着几百万兵力，财政上已经不胜负荷。据当时统计，1947年财政总收入为13万亿元，而支出则达40万亿元，赤字为27万亿元。其中军费达213,100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52％。要消灭赤字，就必须开源节流。而在战乱中，军费有增无减，难民则大量从战区流入后方，当局也不能坐视不管，否则后院失火，比前线吃败仗还要可怕，因此开源办不到，节流更不可能，要消灭赤字，只有滥发钞票。1948年与1937年相比，法币贬值400万倍，相当于战前一元法币可值现币400万元。

通货恶性膨胀，使得法币的印刷费用超过了法币面值。印小额法币不合算，于是印大额钞票，以致后来有25万元一张的关金大钞问世。随着钞票的贬值，物价不断高涨，甚至出现早晚时价不同，一日几次涨价。工人、城市贫民、工薪族群和其他一切无产者，苦不堪言，一位国立大学教授说：“胜利初期的教授收入，约等于战前的1/10。以银元计算，约等于15元上下，到了发行金圆券前夕，我们的收入，只等于银元五六元了。这份薪金比战前女工，还差了一半。”

法币已经一钱不值，大城市的大宗买卖早已用黄金美钞计算，农村则以粮食作价格标准，偏僻地区恢复银元来往，甚至退到原始的物物交换阶段。民生多艰，人心惶惶。

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没有实物，更没有美钞和黄金，他们不得不忍受物价飞涨之苦。忍无可忍之际，不得不呐喊、抗议。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上文明程度最高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呐喊抗议给国民党造成的巨大压力和恶性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1947年5月4日，上海学生市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游行示威；到了16日，交大、上医、沪江、之江大学等校学生教师开始举行罢课罢教，要求改革学制，增加待遇，改善生活；19日，复旦、同济、暨南等15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5,000余人，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20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京、沪、苏、杭地区大专学生6,000余人在南京举行联合示威大游行，要求提高教育经费、停止内战等等。

军事形势经济形势，都已面临崩溃边缘，民心浮动，社会不安，国民党被迫将改革提上日程。

财政部长王云五组织了若干经济专家，拟出一个币制改革的方案。这一方案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便于1948年8月19日公布施行，内容如下：

一、即日起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和东北流通券，金圆券每元兑换法币300万元，东北流通券30万元，限期10月20日以前兑换完毕。二、限期收兑人民所持有的黄金、白银和外汇。黄金每市两兑金圆券200元，白银每两兑3元，银币每元兑2元，美元每元兑4元。兑换期止于9月30日，后又延至10月31日，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违者严办。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预算及国际开支。

王云五对这个方案很乐观，他设想方案实施后，政府的总支出约为36亿金圆券，财政税收经过整理后总收入可达到25亿金圆券，收支两抵，赤字只有11亿金圆券。这个数目可用出售公营企业、美援物资和增加侨汇来弥补。

要使方案行之有效，首先要稳定物价，因此政府同时公布物价管制办法，规定所有货物，必须冻结在8月19日的市价上，不许超过，这就是官方所谓的“八一九”防线。

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更是金融中心，华洋杂处，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大商贾、买办、大亨不仅在上海称王称霸，而且与南京的高层官吏关系密切。当局考虑再三，把这个最棘手的任务交给了蒋经国。由于“经济管制”是币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它不但足以决定币制改革的成败，而且关系整个国家稳定经济的命运。政府便在行政院之下，专门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派王云五、陈启天、俞鸿钧、张厉生、严家淦、蒋经国为委员。经济管制委员会之下，又设置上海、天津、广州等3个督导区。蒋经国被任命为上海督导区的督导员。

8月19日，蒋经国自南京抵达上海，在上海中央银行设立督导员办公处。这是他首次参与经济方面的工作，但是他对所承担任务的艰巨性有着清楚的认识，他在8月22日的日记里写道：

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对于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的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的态度。两天来日用品价格涨得很历害。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今天我正式被任命为经济管制委员会委员并派在上海协助俞鸿钧先生督导经济管制有关诸事，这件工作非常困难但亦十分重要，无论如何必须尽心力干下去。

他研究了上海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后，大致获得了这样的结论：

上海是我国最大都市，也是全国经济中心。上海市经济管制的成败，关系全国经济管制的成败，也关系整个币制改革的成败。

上海的商人，受了百余年来海派作风的影响，很多人早已忘记了商业的道德，他们所看到的，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许多商人所以能发财的道理，是由于他们拥有本店自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他们从无中生有，破坏政府，动摇民心。

上海人说：有条才有理，所谓条，是指金条，理就是道理，所谓有条有理的意思，就是说有了金条，就有道理；这种黑暗的现象，是造成社会黑白不分，是非不明的主要原因。

他在上海所见到的不是风平浪静、月白风清的景致，而是隐藏着狂风暴雨、乌云密布的危险前途。为了表明自己坚决贯彻经济管制政策的态度，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次谈话，并在日记上写道：“今后的问题，是在求言行的一致，说到哪里，就应做到哪里，否则一定是会失败的。”

他首先整合自己的队伍，仍然由几个志同道合的留苏同学担任智囊团成员，其中经济学家高理文是他的主要顾问。他调来“戡建大队”的队员1,200人作为基本力量，喊出了“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口号，后来又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队员人数1.2万人，明确任务是：一、打祸国的败类；二、救最苦的同胞；三、做艰巨的工作；四、尽最大的义务，协助“勘建大队”，执行经改工作。

工作二周后，他总结道：“半月来的努力，虽可自慰之处很多，但是始终感觉到相当的艰难。自从做事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责任之重以及压力之大，所以对目前的任务，除了拚命以外；再无第二条路可走。我应当拿一切的精力，放在这个工作上……我不怕，因为自己没有私心，并且有很大的勇气。至于最大的力量，是在于人民的拥护。”

“戡建大队”和“服务总队”的人马都年轻肯干，在蒋经国的热情鼓舞下，无不信心百倍、勇敢向前。他们负责检查市场、仓库，宣传政策，接受密告，工作积极，雷厉风行，几乎要把上海翻个底儿朝天。

蒋经国是个激情派的政治强势人物，也确实有喜欢说大话的毛病，但是此番“打老虎”、“打祸国的败类”，确实不是仅仅喊喊口号而已。

第一个碰到他枪口上的是南京财政部秘书陶启明。陶因违反经济紧急处分命令而受到了严厉惩办。他利用职权，泄露经济工作的机密，串通上海商人抛售永纱股票，投机牟利，事发后认罪服刑。

随后又有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稽查大队长戚再玉因敲诈勒索罪而被严惩，他们虽然称不上是大老虎，却绝对称得上是恶狼。他们都是有权有势的“坏头头”，直接危害着已经病入膏肓的社会。有人劝蒋经国手下留情，他却说：“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意谓与其让他害得众人都哭，不如任他一家人去哭！坚决将他们处死。这句话成了传诵一时的蒋经国名言，赢得了民众极大的信任和支持。

9月3日，上海最大的商人，如荣鸿元、詹沛霖、吴锡龄、黄以聪、杜维屏之类皆被扣押。被送法办的五大不法商人当中，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血亲、姻亲以及表亲，就占了3位。蒋经国对这些事的初步评估是：成效之大，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也。

据统计，因为违反经济管制法令而入狱的包括巨商大户在内共达60多名。其中最轰动的是抓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杜维屏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他凭父亲的威势，在市场上投机倒把，无所不为。一次他在交易所外面抛售永安纱厂股票2,800多股，被“勘建”队员报告给了蒋经国。蒋经国随即以“连续在非其交易所买进卖出，进行投机倒把”的罪名，将他和同犯逮捕送法院审理。

此举赢得了普通市民的齐声喝彩，是这场打虎武戏中的一个高潮，真刀实枪的架势，一时震慑了上海滩。

蒋经国明知形势恶劣，经改的条件并不完备，工作艰巨，阻力重重，但他却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毅力和勇气去承担起了这个任务。他到上海后，杜月笙、黄金荣之流，屡次请他吃饭，他都婉拒，多少富商巨贾送钻石、翡翠、古董给他，他一概拒收。他兢兢业业、刻苦工作，节假日从不休息，白天开会、见客、下基层检查工作，晚上则写日记做自我反省和工作检讨。1948年9月18日的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

到上海来，已经有一个月了。日日夜夜的工作，虽然稍感疲倦，但是精神上则很愉快。今天只有两句话可以保障工作的成功，就是我一无所求，亦一无所有。所谓一无所求，就是既不想升官，又不想发财。同时，在我的内心中，确确实实除了想为国家做点事情以外，绝对没有任何私欲。同时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除生活能够维持之外，没有一个工厂，没有一家银行，凡是有钱的事，我都没有份。今天我既然一无所有，亦一无所求，我相信就是失败亦是成功。

他的大无畏精神，和努力到底的决心，以坦白恳切的笔触表露无遗。这一番话，也说明他确实认清了这一任务的艰巨性质。

要限制物价，就要彻底掌握物资，防止奸商兴风作浪，操纵物价。为防止商人隐藏货物，消极抵制，他动员了5000多人，分成1600多个小组，由警察局长俞叔平担任总指挥，实行物资总检查、总登记，工作的力度和范围越来越大。

在蒋经国的强力推动下，经管工作从8月中旬到10月初初见成效。物价暂时稳定下来，上海中央银行一个月内收兑黄金、白银、外币共值美元373，000，000元，其中包括黄金125，652两，美钞32，803，894元。事实上，上海是全国金融中心，私有金银外币远不止这个数量，把金银外币交出来的人都是普通市民，真正有钱的巨商大贾、玩套汇的老千一直在观望不前，等待限价失败。

其实，即便上海物价真正稳住了，也于大局无补。因为低价商品往高价的地方流动是商品社会的基本规律。到处都涨水，上海怎么可能不陆沉？物价低，商品就不会流到上海来，物资一旦短缺，又会引起物价上涨。而且，改革还必须做到金圆券发行量合理，这需要政府做到收支平衡。王云五原来设计的增加收入的几个办法，个个落空，而军费开支却越来越浩繁，财政赤字越来越大。要消灭赤字，只有扩大金圆券的发行量。金圆券一多，又造成了新一轮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平头百姓手头持有的货币极少，为免受损失，只有将货币换成实物才放心，于是抢购风潮势所难免。

何况那些对限价一直怀恨的奸商大亨之流，为赶快冲破“八一九”防线，便指使手下前往抢购，使得形势越发紧张。担任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队长的王升曾经回忆：当时武汉、天津、广州的经济都没有人管，督导人员形同虚设。由于局势恶化，国统区日益缩小。当时到处都涨价，唯独上海不准涨价，如此的艰难困苦之中，蒋经国仍然取得了上海市民的信任与合作，是极为不易的。

蒋经国顽强顶住外部形势的恶劣，可是难以提防国民党内部要人的拆台。名记者曹聚仁，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揭发了这种令人齿冷的内幕：

真正的敌人，却是那位兼任华南经济特派员的T．V．S．（宋子文）。他首先敞开广州的闸门，让金圆券的币值，一泻千里。金圆券对港币的黑市比值在华南发疯似的低落；东南地区的币值，就无法维持了。T．K．（孔宋）两家的财富，跟东南地区是分不开的……牵及“断人钱财，杀人父母”，他们就把蒋经国当作眼中钉，四行总处形式上该帮助他推行政令，实际上，在T．K．的紧急通知下，却在拆他的台了。

宋子文在暗里拆台，蒋经国还可以明里努力，最令蒋经国受打击的是自己人明里唱的对台戏。扬子建业公司一案使他大伤脑筋，最后迫使他不得不从上海尴尬退场。

关于扬子建业公司一案，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

自从蒋经国抓了杜月笙的三少爷杜维屏后，杜月笙不动声色，悄悄吩咐手下向蒋经国的“打虎队”透露了一个情报：指扬子公司囤积居奇，非法藏金蓄银，请打虎队从速采取行动。扬子公司的后台老板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也即宋美龄的亲外甥。杜月笙是存心要看看蒋经国是否敢打真正的老虎。

9月30日，蒋经国立即亲率干员直奔扬子公司，查抄了大量非法囤积的物品，他这种就事论事的执法勇气，使得杜月笙倒吸了一口冷气。正当杜月笙对自己儿子被抓的事感到棘手时，他手下送来一封机密电讯，说是蒋经国搜查扬子公司后，孔令侃立刻向宋美龄求救，宋美龄已专程赶到上海，要蒋经国撤销这个案子。蒋经国对宋美龄解释说，我是奉父命而为，撤销此案如何服众？对父亲的威信又如何维护呢？宋美龄救孔令侃心切，强硬地表示：“你父亲那边我来解释，你只管放人好了！”蒋经国依然坚持：“这不是向父亲解释的问题，因为这事涉及到全体国民，涉及到党国前途，我向全国民众如何解释？我对上海市民如何交代？”宋美龄见蒋经国这样不给面子，不高兴地说：“那好！此案必须由你父亲亲自处理，在他未到之前，你不能乱动！”蒋经国也不示弱：“我正是执行父亲的命令，父亲也不会答应孔令侃的无理要求！”宋美龄气得迅速离开蒋经国处，立刻拨电话找到在北平开会的蒋介石，要他从速赶回上海处理孔令侃的事，因为此事已经威胁到蒋家与孔家的关系，而且孔令侃对蒋家底细一清二楚，如果事情处理不好，孔令侃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这一次无论如何不能大意失荆州啊！

蒋介石听完宋美龄的电话，脸色非常难看，指示侍卫人员，准备回上海。

蒋介石的专机一到上海机场，宋美龄一个人率先登机，将孔令侃的事详细说给蒋介石听，然后蒋介石由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和蒋经国陪同到下榻处。

翌日一早，蒋经国独自去见父亲蒋介石，出来时就显出垂头丧气的样子，他回到办公室，对亲信表示：只有先在家尽孝，而后对国尽忠。

事后，孔令侃的扬子公司照常经营，杜月笙的少爷杜维屏又大摇大摆地出现在社交场合。

另一种说法是，虽然外界舆论认为因宋美龄干预此案，蒋经国迫于压力，最终纵虎归山，但蒋经国自己则一直说这是外界在夸大其实，他在日记中，说“扬子公司仓库里面所囤积的货物，都非日用品”，还说：“扬子公司的案子，弄得满城风雨；在法律上讲，扬子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总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总之，我必秉公处理，问心无愧。”

此案真相，至今是个谜，但经此打击，蒋经国在上海苦干实干数月赢得的声威，一朝输个精光。上海人把市面流行的政治口号，改成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他感叹：“自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地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也甚大了。经济管制工作，发展到今天，确实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关头。一般的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为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见l月16日《上星期反省录》）

南京财政部也开始扯他的后腿。10月初宣布“卷烟、熏烟草、锡箔、洋啤酒、国产酒类、烟叶七种税额增加71倍”。这样商人就把税款转嫁给消费者，烟酒涨价，其他商品不免随之涨价，一轮轮的物价大涨，使蒋经国应接不暇。

战场上的败退带来了更严重的打击。9月24日济南解放★，王耀武被俘，所部10万余人除2万人起义外，全部被歼。人们都认为，中共的军队即将从济南攻徐州，威胁南京，人心动荡，对金圆券、对限价更丧失信心，抢购之风更加严重。以下几则日记，频频流露出蒋经国的忧惧之情：

10月4日自星期六开始，市场已起波动，抢购之风益盛。一方面因为烟酒涨价，同时亦因通货数量之增多，所以造成今日之现象。目前抢购之对象，为纱布呢绒等物，恐怕将来要以米为对象了。这是非常严重的现象，所以一夜未安睡。

10月5日人心动摇，抢购之风仍旧继续发展，这是非常值得忧虑的。今天决定加紧取缔美钞、黄金的黑市交易。

10月6日抢购之风，虽然比较好转，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并没有解除。米的来源，空前的来得少，而市民向米店的买米量则较往日加一倍，这是个最严重的问题，真是日夜所不能安心者。今日下午，要南北米市场负责人具结，每月由外埠供应上海食米4万石。今晚8时向市民广播。今天做了14小时的工作。

上海市场上的抢购风潮，迅速影响到沪周各地。南京、杭州、无锡等地的棉布、呢绒、面粉、胶鞋等物品被抢购一空。10月份最后数日，蒋经国的工作重点是处理粮食的供应问题，粮食问题起初只限于商人投机囤积，此刻又演变成了产地的阻运。上海在外地采购的粮食，因地方禁运，运不回去，督军处下令放行，却不生效。为安定人心，蒋经国在10月23日发表《向人民进一言》，说明如果不限价，则“方便的是有钱人，高兴的是投机商，痛苦的是老百姓”。然而大道理解决不了真问题，到10月底，他听到的已不只是排队抢购的消息，而是“排队也购不到”的议论了。

蒋经国固然四面楚歌，其实上面早已动摇。10月27日，南京行政院召开经济管制会议，毫无结果。28日继续开会，大家都主张让步，决定粮食可以自由买卖，工资可以调整，百货可以合本定价，这意味着政府要放任不管了。

蒋经国说：“问题不是在于限价不限价，而是表示政府的软弱、怕困难和没有决心，处在政府放弃限价政策的时候，我的主张既与此相违背，则本应辞职，但是为了要对上海市民有一个交代，并且想到了父亲在前方的辛劳，实不忍放下自己的责任，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处境之苦是可想而知了。今天不怕敌人，而只怕自己人拆台，目前的局势，是日益严重了，但想来想去，只好奋斗到底。”然而他此时已是孤掌难鸣，要像在赣南那样创办交易公店，自己掌握物资，凭票供应，绝难办到，他的忧虑、惶恐、痛心无以言表！他在10月31日的反省录中写道：

烟税的增加，金圆券发行数量太大，造成了十月初的所谓抢购运动。由此而发生的市场波动，一天不如一天地坏下来……吴蕴如来信说：“官吏白做了两个月的工作，民众白吃了两个月的苦，并且穷的愈穷，而富的还是一样富。”这几句话说得太痛心，同时亦够刺激了。想起八九月间，人人拿美钞黄金来兑换金圆券时的情况，以及今天金圆券的贬值，实在太使自己难过了。每次想起人家将金钞兑了之后，今天是如何在怨恨我，真是惭愧万分！为了表明自己的责任心，我将向政府自请处分，并向上海市民表示歉意，以明责任。

11月1日，行政院取消了限价的布告，改为议价，几天后恢复到以前的随意涨价，蒋经国70多个日日夜夜殚精竭虑的努力，至此一笔勾销。此前，10月29日，立法院和监察院也发出“打虎运动”的催命符。立法院第十五次院会“主张立即取消限价，维持市面，不要只顾面子，不肯承认失败”。监察院则认为此次限价“未能慎之于初，复未补救于后，造成生产减缩，造成黑市猖獗现象”。

一周后，政府又明令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和《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前者规定撤销“金圆券发行数额以20亿为限”的规定，但货币仍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后者规定：黄金、白银、外币准许人民持有，银币可以自由流通和买卖，并重订兑换率：黄金每两1,000元，白银每两15元，金圆券与银元的比率由2∶1降为10∶1，贬值80％；金圆券与美元的比率从4∶l降为20∶1，贬值也是80％。

面对这个结果，蒋经国的惭愧和痛心自不待言，储安平在他的《观察》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一场烂污》，攻击得更厉害，他说：

过去一个月真像是一场噩梦！在这一个月里，数以亿计的人民，在身体上、在财产上都受到重大的痛苦和损失。人民已经历到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可怖的景象。他们不仅早已丧失了人生的理想、创造的活力，以及工作的兴趣，这次又丧失了他们多年劳动的积储，并进一步被迫面临死亡。每天在报上读到的，在街上看到的，无不令人气短心伤。饥饿和恐怖、愤怒和怨恨，笼罩了政府所统治的土地。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金圆券。抢购抢购，逃卖逃卖，像大洋的风暴，席卷了整个的社会秩序。抢是一种无言的反叛。

这次币改，不但最终落实到“一路哭”，“一家哭”也没能避免，据说，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自杀，除对前途绝望外，多年积蓄在这次币制改革中毁于一旦，也是原因之一。

经济改革失败，财务部长王云五引咎辞职。11月6日，蒋经国正式辞督导员职。在此前发表的告上海市民书中，他“承认自己未能尽责完成任务，并且在某些地方，在工作过程中，增加了人民的痛苦，所以应向政府自请处分，同时向市民表示最大的歉意，但是决不放弃自己既定的政治主张”。

蒋经国辞职后，就动身到杭州去了。临行前，他去看吴稚晖。吴稚晖见他意绪茫然，心情抑郁，劝慰他正值盛年，好好反思，再重新来过就是。

其实，应该向人民道歉、谢罪的是国民党的决策阶层。决策已误，执行者再怎样竭智尽忠，也是徒劳。蒋经国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他的命运就是不断地把巨石推上山，虽则明知巨石还要一次次滚落下来，但他还是要继续推，“决不放弃”！

在这“一场烂污”中，唯一使他高兴的，是10月27日深夜，接到了上海的电话，夫人方良又平安生下一个男孩，即三子孝勇。